大屏幕上，一张登辉堂（现相辉堂）前的黑白老照片里，一群年轻人目光炯炯。讲台上，科学技术部原副部长、党组成员，现任季华实验室理事长、主任，复旦1978级校友曹健林指向照片，对着台下2025级复旦新生们说道：“1978年2月，我来到复旦光学系学习，和现在的你们一样年轻。”

一段简单的开场白后，复旦大学本学期“强国之路”思政大课迎来收官之讲。“我要讲的题目，叫《从‘不挨打、吃饱饭’到‘富起来、强起来’——结合个人经历的中国科技发展道路之回顾与展望》……”曹健林的话音落下，一段中国跨越式的科技发展历程便在新生面前徐徐展开。作为亲历者与见证人，他的讲述让这段历史变得具体而真切。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钱海红和相关单位负责人出席。

作为一门贯穿大一大二四个学期的“人生大课”——“强国之路”思政大课贯通学、思、践、悟四个环节，汇聚大师资、打造大课堂，请名家大师为同学们讲好大道理，帮助同学们在认识世界中树立志向，在探究实践中增强本领，努力成长为肩负强国使命，兼具理想情怀与时代能力的时代新人。

从“八大件”到“两弹一星”，艰苦岁月中的科技突围

“1955年，我出生在长春，一个工业城市，天上飞的、地上走的，我都熟悉。”曹健林从个人经历切入，讲述起自己如何从一名中学青年，通过1977年恢复高考走进复旦大学，最终走上科研与管理之路。

一次他参加钱学森先生归国纪念活动，深受触动：“钱老曾说，我们这一代人搞科技，就是为了让中国‘不挨打、吃饱饭’。”这份信念也铸就了他一生的追求：“我们这一代人，不仅要让中国不挨打、吃饱饭，还要让中国富起来、强起来。”

回忆起新中国科技起步的艰难与辉煌，屏幕上一张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（下文简称：长光所）的老照片格外醒目。“1953年，我的导师王大珩先生带领团队熔炼出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，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。要知道，没有光学材料，一切光学仪器都是空谈。”

随着一张张珍贵照片的切换，曹健林如数家珍：“1958年，我们研制成功8种精密仪器，按照东北人的习惯叫‘八大件’，这一举改变了中国光学领域一片空白的局面。1961年研制出的红宝石激光器，仅比世界第一晚了不久……”他语气中充满自豪，也让同学们感受到科技报国的重量。

随后，他又提到关于“两弹一星”的故事：“我当研究生时，曾多次得到‘两弹一星’老师们的教诲。他们在青海湖边，条件极其艰苦，但没有一个人退缩。”他描述了一个细节：研究所搬迁时，“所与所之间相隔几十公里，全是盘山路，我第一次去坐班车，颠簸得厉害……”在他看来，在资本和技术极度匮乏的年代，正是这种精神让中国建立起保障国土安全的国防体系。

从“高铁时速之争”到“LED照亮世界”，科技强国的时代跨越

“改革开放后，中国科技的目标转向‘富起来、强起来’”曹健林话锋一转，将同学们带入当代科技前沿。他以亲历者视角，细数中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。

作为高铁标准制定的参与者，他回忆道：当第一次把高铁时速定为380公里时，很多人质疑为什么要把时速提这么高，“4小时和6小时有区别吗”。“但我深知，随着社会进步，时间就是竞争力。如今4个小时的票是最难买的，‘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’已成为现实。”

曹健林从LED照明、光伏产业到电动汽车，如数家珍地列举中国科技的突破：LED照亮全球、光伏多晶硅产量占全球90%、电动汽车实现“换道超车”。他展示了一组对比数据："同样亮度的灯泡，白炽灯年耗电费62元，节能灯22元，而LED仅7元。中国LED产品已占领全球近70%的市场。“中国人总能把高科技变成‘白菜价’，但这不是贬义，而是让技术惠及亿万百姓。”

他还特别分享了自己在科技部推动电动汽车发展的经历：“2008年奥运会前，我们在氢能、混动和纯电三种技术路线中，经过认真讨论选择了纯电。当时国际巨头都不看好我们，但现在他们都在追赶我们的步伐。”他表示，“事实证明，科技发展要需求牵引，要选择适合当前社会条件的技术路线。”

他向同学们详细分析了中国科技的六大特色：坚定的国家意志、科技与经济改革相互配合、研发队伍不断扩大、经费持续增长、经济发展催生新需求、大规模国际科技交流，并强调，中国科技发展的核心在于“国家目标与个人目标的统一”，“科技队伍中的每个人，都有自己的目标。但无数个人目标能否汇聚成清晰的国家目标，才是科技发展的关键。”

望向台下的新生，他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，未来可能是科学家、工程师。你们的父母为你们骄傲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你们要把个人梦想融入国家目标，这才是事业有成的根本。”

面对“卡脖子”问题，中国制造如何再升级？

面对成就，他冷静提醒大家要保持清醒：“中国虽是产业升级最成功的国家之一，但在以芯片为代表的先进制造领域，尤其在光刻机等核心装备上，差距依然巨大。我们要警惕‘棒杀’，也要警惕‘捧杀’。”

他进一步以图表阐释了全球制造业的布局：中国在一、二类大规模制造企业上已位居世界前列，但支撑产业升级的关键三、四类企业（专注于工艺与装备）却寥寥无几，这正是所谓“卡脖子”问题的根源。

曹健林以照明和显示产业为例进一步阐释：中国依靠巨大的市场和政府支持，通过大规模引进国外设备实现产能扩张，甚至“横扫世界”，但本土却未能孕育出支撑持续创新的三、四类企业。这导致国产装备缺乏验证与迭代的机会，工艺进步受阻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
如何破解这一困局？曹健林指出，“新型举国体制”必须回答几个关键问题：如何有效培育三、四类企业？如何整合各地团队形成合力？中央与地方政策如何协同发力？他也在实践中探索答案——2018年，他与团队在佛山创建“季华实验室”，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系统攻关，联合复旦大学、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等单位，致力于新型显示装备研发及产业化，为中国制造业升级探路。

曹健林强调，制造业升级离不开使用装备的生产企业、制造装备的专业团队、从事基础技术研发的高校与院所这三支队伍的紧密协作，尽管三者分属不同体系与地域，但必须实现长期稳定的合作。

“同学们要珍惜时光，排除干扰，打好基础，锻炼好身体，迎接更大的挑战。不要把目光局限于校园内的分数、文章，要在社会发展、进步的浪潮中发现机遇，抓住机遇。”曹健林向新生们分享到。

几年前，为了学习国外科学界的先进经验，曹健林曾到访过位于加州理工大学的喷气推进实验室（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，JPL）。白天，他参观了钱学森曾工作的地方；夜晚，加州理工大学为他安排了爱因斯坦曾居住过的的住所。世界前沿的科技活动，先贤们的足迹经处，使他浮想联翩，当晚写了一首诗。今日他亦以此诗作为思政大课的结尾勉励同学们——“风云榜上看鳌头，感绪良多半喜忧。万里长征犹路远，集才厚础待重谋。”

在热烈的掌声中，曹健林结束授课，将话筒交给台下的同学们，鼓励他们多提问、交流。

来自物理学系物理2班的谢天宇问到：“当我们面对日益普遍的跨学科协同攻关模式？作为新一代物理人，我们应着力做好哪些方面的准备呢？

曹健林认为，青年首先要有合作意识。现在的学科知识越来越复杂，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，要和尽量多的人合作；其次，青年要有胸怀，弄斧就该去班门，要敢于和比自己强大的人合作；第三，青年要有韧性，对于别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给予理解和支持。他高兴地分享，现在中国科学界的合作意识已经越来越强了。

来自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务2班的李昱彤关心，在推动成果落地时，如果想让政府、高校、企业真正“拧成一股绳”，政府在推进产学研融合方面，最应该在哪些领域去做突破？

曹健林回应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每个国家都要根据国情制定政策。政府要用实际行动促进产学研的融合，去除环境中现存的阻碍；产学研的各方也要努力在初期接触，建立信任，就像金融界现在所说的“投早、投小、投耐心”，在有想法的时候就向外界表达。

“我们国家在推动‘0到1’创新领域突破的时候，会有哪些相关举措？”面对相辉学堂2025级香农班沈夏南的提问，曹健林根据过往的工作经验推测道，未来政府可能会鼓励更多公私基金资助萌芽状态的研究和探索；各地的政府和高校将发挥更好的组织作用，“今后的道路上会有越来越多的同伴。”未来，中国的科技创新对于外国的依赖度将降低。

    来源：复旦大学